西藏足球 ▎权力的游戏-今日头条

　　《高山上的世界杯》剧照，1999

　　柏斯尔·古德（Basil John Gould，1883-1956）在藏期间与圣城上层官僚多次秘密往来，以此争取到了当局对部分代表团成员留藏的默许态度。至1937年2月古德启程之时，以有部分待解决之事需黎吉生（Hugh Edward Richardson，1905-2000）继续与藏地当局商议为由，成立了实际上的英国驻藏代表团（British Mission at Lhasa），驻地设在德吉林卡。

　　噶厦官员出城数里迎接英国代表团，1936

　　驻藏代表团驻地，1936

　　在黎吉生主持驻藏代表团期间，对当地上层人士联络尽致，每年必请客送礼一二次，并随时邀约做种种游戏。这些游戏包括体育活动、看电影、摄影、听广播、宴饮等等，足球是其中常用的一种外交手段，对拉近比赛双方友谊有着意想不到的效果。

　　英国事务部档案《圣城代表团日记》（Lhasa Mission Diary）对此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以宇妥·扎西顿珠（གཡུ་ཐོག་བཀྲ་ཤིས་དོན་འགྲུབ）为首的军方官员尤其喜欢足球，尽管在与英印驻藏代表团的比赛中以零分收尾，但他们的热情不会受到丝毫影响。在比赛结束后，往往还会带着家人到代表团驻地聚餐。

　　黎吉生和他的朋友在拉萨Dekyi Lingka家中聚会，1933

　　宇妥·扎西顿珠在德吉林卡，1933

　　足球由此传播到藏地社会的各个领域，上至当局官员，下至街头的小孩，都对这项来自异域的体育项目有着巨大的热情。官员们每周会进行两次练习赛，在圣城街上经常会看到小孩子将纸和线绑成的小球当做足球踢，市场上也开始售卖足球鞋。据《圣城代表团日记》记载，圣城的足球队至多时达14支，不同于藏语中对球队的日常称呼ཀྱི་དུ，他们被称为“taem chupsi”，意思是“一个分享快乐和挫折的协会”。

　　在德吉林卡赴宴的四位孜本，1937

　　足球是英国人在藏地推广欧洲文化的成绩显著的一个领域。英国对藏地“现代化”计划的目的在于促使藏地当局能够推行英印当局所希望的政策，在此之中，英印当局尤其致力于将南京和莫斯科的影响排除在昆仑山—祁连山脉以北。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当局努力说服加强藏军防务建设，更新通讯，发展基本的工业基础设施。

　　黄慕松与五世热振，1934

　　五世热振，1938-1939

　　英国在这方面提供了援助，藏地的发展自然与英国的发展模式和“文明”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南京同样试图重建其在藏地日渐式微的影响力。1938年10月，黎吉生在离开圣城15个月后复返，他很快就报告说，“自从我上一次来这里以来，刘朴忱、蒋致余等人已经完全控制了圣城”。

　　黄慕松、刘朴忱等人在拉萨，1934

　　军事委员会绘的《西藏》地图，1942

　　在与英国人争夺影响力的博弈中，南京也拥有自己的体育方式。据黎吉生的报告记载，当时在藏地羽毛球的普及程度也与足球不相上下，驻藏代表团在圣城建造了一个网球场后，反而促成了羽毛球运动在当地的流行。

　　但在这场博弈的体育竞技赛场，足球似乎胜过了羽毛球。古德使团成功的将足球推销给了时任摄政——五世热振·图旦绛白益西丹巴坚赞（ཐུབ་བསྟན་འཇམ་དཔལ་ཡེ་ཤེས་རྒྱལ་མཚན，1912-1947），热振甚至专门向英国人借了一个足球，用于日常锻炼。由此古德使团的秘书半信半疑地写道，“仅凭这一点似乎就证明了使团的正当性！”

　　五世热振，1938

　　但到1941年，藏地的足球事业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藏地当局颁布了对藏族参与足球竞技的禁令。这年夏天，圣城的一批足球爱好者自发组织了11支足球队参加足球联赛，这在藏地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大事，也是藏地历史上初次较为正规的竞技体育比赛，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轰动。

　　圣城街景，1932，Ernst Schafer摄

　　在足球比赛期间，寺院里的很多僧人前往现场观看足球比赛，成为了球场上的球迷。不巧的是，在“德吉林卡队”和“氏族联队”进行比赛时，一场特大的冰雹不期而至，这在当时藏地社会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恐慌。

　　《高山上的世界杯》剧照，1999

　　《高山上的世界杯》剧照，1999

　　当然，这只是导致足球运动被取缔的直接原因。在这之前，足球运动作为竞技体育项目在参与者与观众中所激发的竞争和热情，与追求宁静的教义之间有着自然的矛盾。尤其冰雹事件发生以后，一种诋毁足球的迷信思维更是在圣城僧俗各界中弥漫开来，甚至有人提出踢足球是在变相地踢“佛头”的荒谬论调。

　　古德的回忆录称，在他离开藏地之后，足球比赛变得如此激烈，观众如此之多，以至于藏地当局不得已得出结论，花在定制球服上的钱比当局能承受的还要多，失去的劳动日也比财政能承担的要多。古德的继任者、锡金代表官员Arthur J Hopkinson (1894-1953)在其报告说，“因为产生了这种感觉，比赛已经停止了”。

　　Hopkinson在西藏，1927

　　Hopkinson在西藏，1927

　　而1945年，英印驻藏的无线电操作员Robert Ford（1923-2013）回忆说，由于僧侣们在观看足球，而他们本应该祈祷，所以寺院不赞成足球。他们利用一场冰雹（藏族认为这除了对农作物造成的损害之外，还是一件很不吉利的事情）的发生来推动禁令的执行。

　　Robert Ford于昌都战役中被解放军所俘虏，1950

　　当然，当局的禁令并未能够熄灭足球这一新颖的体育运动在藏地的星星之火。许多足球爱好者悄悄组成“地下球队”，经常在圣城的林卡密林中进行练习和比赛，使得足球运动在藏地得以继续。

　　另外，英国人继续在代表团内部组织足球比赛，他们的藏族雇员有时也会参与其中。如1944年的锦标赛决赛（cup final）在江孜的民事队和军事队之间展开，由民事队所雇佣的一名藏族清洁工在终场进球中拔得头筹。值得一提的是，江孜贸易公署的厨师同样还是一位在当地小有名气的明星球员。

　　由此到20世纪60年代初和平解放以来，西藏正式组建足球队，到同年8月为参加全国少年足球分区锦标赛，自治区筹委会体委组建了自治区少年足球队，藏地足球体育发展开始走向正轨。改革开放以来，藏地足球运动取得的成绩一直在国内名列前茅。不论是当局的打压还是特殊的历史环境都未能泯灭藏族民众对足球的热情，我们期望藏地足球有一天能形成燎原之势，实现国人的足球梦！